摘要：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必須滿足為夫妻共同生活而形成債務之條件。主張為夫妻共同債務的一方還必須就所負債務的原因、過程、資金去向等作出詳盡說明并提供相應證據以證明用于共同生活，否則，可能由于舉證責任不到位而不被法院支持。
【案情】
原告王某訴稱，20011年2月19日，被告楊女士以和他人合伙生意資金周轉困難為由向原告借款150000元，月息2.5%，借款期限三個月，由被告黃某擔保，被告楊女士已清償一個月3750元的利息。該借款事實，被告黃某某作為被告楊女士的丈夫也知情。2011年2月21日，被告楊女士因貪污罪被刑拘。原告與2011年2月22日起多次和被告黃某某、黃某索要借款，但卻為解決此事。現起訴要求三被告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
被告楊女士辯稱：借款是事實也同意還款，但是其已被判刑，無力償還，需寬限一段時間。
被告黃某某辯稱：其與被告楊女士均系國家工作人員，工資收入也足夠開銷，原告向被告楊女士借款時沒有風險意識，借款時即未向原告打招呼也未讓原告簽字，該債務是被告楊女士個人債務，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原告也知道被告楊女士有賭博惡習還借款縱用，導致被告判刑，無力償還借款，原告自身也有過錯，被告黃某某無義務償還。
被黃某辯稱：一擔保是事實，但在擔保期間屆滿的六個月內，原告未主張權利，故免除其擔保責任。二是被告黃某某系被告楊女士的丈夫，該債務系夫妻共同債務，應由被告楊女士和被告黃某某負責償還。
隆林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王某與被告楊女士、黃某借款事實存在，借貸關系明確，原告曾在被告黃某的保證期間內向黃某主張過還款義務，即要求被告承擔保證責任，故從原告要求被告黃某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計算該案的訴訟時效，故被告黃某的保證期間未過，其應承擔保證責任。原告向被告楊女士借款時明知有其賭博惡習，也知曉被告已婚，故向被告楊女士借款時應同時要求被告楊女士的丈夫被告黃某某簽字確認，而原告卻沒有向被告黃某某告知，根據《婚姻法》第41條規定，判斷是否為夫妻共同債務，應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為標準。根據民事訴訟規定，誰主張誰舉證，原告認為該債務系夫妻共同債務，就應當舉證證明該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而本案原告并不能舉證證明，且被告楊女士也承認其未將此筆貸款用于家庭支出，故對原告要求被告楊女士、黃某支付借款本息的訴訟請求依法予以支持，對原告要求被告黃某某支付借款本息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二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
一、由被告楊女士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原告王某本金150000元及本金150000元從2011年2月19日起至還款之日止的利息(月利率2.5%)，由被告黃某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駁回原告王某對被告黃某某的訴訟請求。
【分歧】
本案在審理中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婚姻法解釋(二)》第24 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的情形除外。"根據該條規定，我國在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問題上，采取的是以債務的發生時間為原則、以特殊約定為例外的判斷標準，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只要不存在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債權人明知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情形，則一律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本案借款發生于楊女士與黃某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被告黃某某不能舉證證明與楊女士之間有關于婚后財產權利歸屬的約定，也不能舉證證明楊女士與王某之間將該借款約定為李義的個人債務，故黃某某與楊女士應共同承擔向王某歸還借款15萬元的法律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婚姻法》第41條規定，判斷是否為夫妻共同債務，應以債務是否夫妻雙方的合意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為標準。李義的借款只要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王利對該借款不應承擔共同歸還的法律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主要理由如下：
一、從婚姻法的立法本意看，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從事經營活動所引起的債務，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婚姻法》第41 條將夫妻共同債務限定為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婚姻法解釋(二)》第17條則將夫妻雙方的舉債合意作為判斷夫妻共同債務的補充標準，即如夫妻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即使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從上述規定來看，《婚姻法》第 41 條和《婚姻法解釋(二)》第17 條的規定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所采用的基本判斷標準仍然是舉債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后者并不是對前者的絕對突破，因為兩人以上具有共同舉債合意的情況下應共同承擔法律責任是合同法的應有之義，并非基于夫妻關系。所以，認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屬于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要考慮兩個判斷標準。一是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如果夫妻舉債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論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是否為夫妻共享，該債務均應視為共同債務。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即使夫妻事先或事后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但該債務發生后，夫妻雙方共同分享了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同樣視為共同債務。因此如果一刀切式地認定只要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均為夫妻共同債務，就違背了婚姻法的立法本意。
二、從法理角度來看，不應將所有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共同債務的本質并不在于該債務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而在于夫妻共同享受了該舉債所帶來的利益，即該舉債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夫妻經登記結婚后即組成共同的家庭，在各方面互幫互助，但是從民法的角度而言，夫或妻的獨立人格并沒有因結婚而混為一體。夫或妻一方單獨對外舉債的行為，屬于合同行為之一種，具有相對性的特征，如該舉債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不應讓另一方承擔共同償還借款的法律責任。
三、從利益平衡的角度考慮，應適當平衡債權人與夫妻中非舉債方的利益。《婚姻法解釋(二)》第24 條規定了夫妻共同債務的推定規則，旨在最大限度地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從而保護交易安全。個人認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的人格雖然相互獨立，但財產上存在混同，夫妻之間更容易通過串通等方式逃避債務，侵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在認定夫妻共同債務時，注重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將債權人的利益放在最高地位，而置夫妻中非舉債方的利益于不顧，導致二者利益嚴重失衡，也是不公平的。例如，如果夫和妻一方對外大量舉債進行花天酒地和旅游消費，或者與第三方惡意溝通虛構債務，然后要求另一方承擔債務的一半，這對非舉債方是極不公平的。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夫妻共同債務的處理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是離婚時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離婚時，雙方均為了隱瞞財產，就會與第三人虛構債務，要求另一方承擔對外債務的一半。如果一方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對外舉債就認定為系夫妻共同債務，就很容易損害非舉債方的利益，所以離婚時對于夫妻雙方不認可的，或不能證明雙方有舉債的合意一方以其個人名義對外所欠的債務，就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由舉債方自己承擔。
二是夫妻雙方與第三方的債務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情況下是因為夫妻離婚、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失蹤。夫妻離婚，債權人一般就會起訴要求夫妻雙方共同償還債務，此種情況下，一般在夫妻不出現離婚或者死亡等事件，債權人也不會向非舉債方要求還款，只有債務人無法或找不到以其名義舉債的舉債方，為了要回自己的借款，就會以該債務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要求非舉債方承擔還款責任。但通過本人在基層法院的審判實踐經驗，這類債務的舉債方要么就是好吃懶做，要么就是有賭博、吸毒等惡習，但債權人為了高利息，就會將款借出。
因此，處理這類案件，不能僅僅看該債務是否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首先要看該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為婚姻法時人大立法上位法，婚姻法解釋屬下位法，效力低于婚姻法。在根據民訴法，誰主張、誰舉債原則，如果債權人認為該債務系夫妻共同債務，就應該舉證證明該債務系夫妻合意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若不能，就不應該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具體到本案，原告王某明知楊女士與黃某某均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薪收入穩定，兩人家庭無重大事項無需對外高額舉債，但對楊女士一次性向其借款15萬元沒有給予充分的謹慎和注意，沒有要求被告丈夫簽字確認，據此應推定原告應該知曉楊女士的借款不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借款既非黃某某與楊女士的合意，又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況下，要求楊女士與黃某某共同承擔歸還借款的法律責任是不合適的，也違背了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本案判決是正確的。
